“真是一点招儿也没有了,咱死马当活马医吧!”老李深吸一口气,对儿子说。坐在另一旁的小李,刚露出青涩胡茬的脸上,露出一点怀疑:两年了,能行?
两年前,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那个叫赵颍的女检察官,最后一次见面时给小李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说: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也好,其他事情也行,能帮的一定帮!
老李觉得,这个承诺是儿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一个承诺
2020年春节注定难忘。
在李家大小两个北京爷们儿一起愁眉不展的时候,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赵颍正响应国家号召宅在家里抗疫过春节。她一边手忙脚乱地应付着自家熊孩子,一边盘算着如何让手里几个正在处理的案子少受疫情影响。
2月初,还没上班,赵颍就接到了老李的电话,一段尘封的记忆扑面而来。
早在2017年,赵颍接手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还不满18周岁的小李是北京一所职业高中的高一学生,青春的躁动不安让他迷上了玩摩托车。高端摩托车大都售价不菲,李家是农村拆迁户,老李就是个普通门卫,哪有那么多钱呢?在他人的诱惑下,小李搞起了“以偷养玩”,而只顾埋头工作赚钱养家的老李对此则浑然不知。
“这个案子数额不算大,退了赃物、赔偿了被害人损失,考虑孩子是初犯且悔改态度都挺好,我们就给做了附条件不起诉。”赵颍回忆,后来又联合当地检察机关、当地图书馆进行了几个月的帮教,孩子就顺利回归正途了。两年过去了,怎么又找上门?
原来,小李2020年夏天就要毕业了,他就读的专业非常冷门,是给某大型国企定向培养的,就业方向狭窄。但该国企却在毕业招聘中,以背景审查资格不通过、有犯罪记录为由拒绝了小李。
毕业就失业!这个消息直接打蒙了小李一家人。当初,检察官明明说过,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孩子完全可以正常就业生活。现在怎么说法不一样呢?
这不是就业歧视吗?赵颍也很不解。她急忙联系了小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小李出具了无犯罪记录证明,并找了该国企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对于您来说,他只是您每年招聘成百上千个孩子中的一个,对于我来说他只是我接触的几百个案子中的一个,对于小李来说,您却是他求职路上的希望,我这个案件承办人是唯一能够帮助他证明那个案件情况的证人。”
从2月4号开始,赵颍不断地用短信和微信“轰炸”着这位负责人,有时候试图以情动人,有时候则力争以法服人。然而,元宵节过了,情人节也过了……几十条消息和无犯罪证明记录也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决定。
赵颍的心渐至冰凉,对方的回复永远礼貌而官方。
“我当时被气得不行,是走到瓶颈了。”3月19日下午,在西城区检察院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赵颍的脸上浮现出不服输的倔强。
这种情况,赵颍不是第一次遇到。过去有一个孩子给她打电话,一开口就寻死觅活的,哭诉他跟同学去郊区的农家乐玩耍并上网时,被警察以有犯罪记录为由给带走了。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然而当着同学们的面儿,太丢人了!还曾经有一个女孩儿,在繁华的西单也遭遇了类似经历。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在现实中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歧视是最常见的。警察执勤还算有情可原,但一个企业招聘,有什么资格、什么理由查询一个孩子的犯罪记录?这是违法的。”
赵颍介绍,这两年来,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案件越来越重视,对办案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高检一直强调,要避免就案办案,要探究背后的社会问题,促进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要坚持督导而不替代,通过检察建议、工作协调机制促进职能部门履职,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小李遭遇就业歧视,让赵颍回想起无数过往。
那些迷途的孩子们
我叮咛你的,
你说不会遗忘,
你告诉我的,
我也全部珍藏。
相聚的时候总是很短,
期待的时候总是很长。
这是赵颍所在西城区检察院2019年发布的《未成年人白皮书》在最开始所引用的汪国真的诗《思念》,它让我们窥见了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一角,也很能代表赵颍回忆的心情。
曾经也是一年的春节过后,赵颍奔赴黑龙江一个林场辖区的村落。林区很美,三月仍不融化的白雪覆盖着的白桦林,如若在艺术家眼里必定是一幅充盈着原始自然之美的画作。然而,林区很穷很偏僻,那里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走上几十里山路。
村子里有一对兄妹,父母已多年杳无音讯,跟随年迈的外婆生活。不甘心的哥哥在不良朋辈的诱惑下,一路偷偷扒火车进了北京。因为没有身份证,他想要正常找份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能住在网吧里,在北京盗窃时被抓。为了帮哥哥上个户口,解决释放后的生活问题,赵颍跨越千里来了。
村长带着赵颍去看了兄妹俩就读的小学,这一年已经是妹妹第三次读小学六年级,哥哥也没有读过初中。教室一角里堆着城市早就不见的486电脑,操场上是一片冻冰。
“为什么不读初中?”
“没有户口。”
“那以后怎么办?”
“读六年级读到读不下去,也就该嫁人了。”
……
“一个又一个的六年级,你想想,多么没有希望的一个个轮回?”多年后,赵颍对《方圆》记者提起当时跟兄妹俩的外婆的一段对话,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在另一个案子里,16岁的小童亲生母亲去世后,父亲另组家庭。小童与继母的关系不好,选择离家出走。流浪的日子里,他做过街边的拾荒者,也当过棉花厂里月薪500元的童工,一路流浪到达北京,成为京城里的“三无少年”——来京无监护、无工作、无住所。
这一天晚上十点多,小童来到位于西单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这里是24小时营业,是很多流浪者选择的免费休憩地。餐厅静悄悄的,他一觉醒来已经是凌晨两点,发现隔了两张桌子上睡着一个女孩,上衣右侧口袋露出一部黑色直板手机。小童鬼使神差地顺走这部手机,然后转移到街对面的肯德基继续睡觉。一觉醒来,小童发现旁边站了位警察叔叔,问他:手机哪里来的?在麦当劳餐厅偷的。毕竟还是个孩子,小童直接就认了。
这个案子从刑事司法的角度看特别简单,证据充足,当事人认罪,最后法官也按照检察官的建议,进行了轻刑化处理——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从法律的层面,我们做得很好了。”赵颍说。
然而,小童父亲的话却始终萦绕在赵颍耳边:“这个孩子我教不好了,你们随便吧。”
城市里长大,父母都是学校老师,小时候受尽宠爱,长大了学霸一枚,赵颍曾经的世界全部是彩色的,现在的工作却让她见过“形形色色误入歧途的孩子”,感受到“投胎是个技术活”。
太多的涉罪未成年人身上流露出相似的气质,走过不同的迷途轨迹:家庭破碎,缺少关爱,不良诱惑……事实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话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痛点、难点,也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
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这是摆在赵颍和所有未检检察官面前的时代考题,因为他们既是国家公诉人,也是国家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监督人。
“欢迎下次光临,请慢走”
2013年的春天,赵颍和小宇在审讯室狭路相逢。
那一年,刚满17岁的小宇,在各地漂泊了很久之后,进了北京。生活把他磨炼成了“社会人”,进京短短三个月,两次打架斗殴,在第二次因致人轻伤而被逮捕。
那一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成都妹子赵颍,在西城区检察院历练三年后,刚刚开始独立办案不久。
赵颍眼中的小宇,浑身充斥着冷漠,眼神倔强。小宇的行为是符合起诉条件的,“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这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比他更明白。”数次合上卷宗,赵颍想过一诉了之。
然而,小宇稚嫩倔强的面孔一次次浮现。什么原因让他走上犯罪之路?他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北京?他父母去哪里了?他的家庭又是怎么破碎的?赵颍想要个答案。恰恰是这一年,西城区检察院率先开展了“无差别化”考察帮教机制,对本地籍、外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步开展了“无差别”、“全覆盖”的社会调查。
三月的北京已有春来迹象,而三月的西北犹是天寒地冻,赵颍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磊明在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后,见到了她从未见过的景象:窗户是用塑料纸糊的,被褥也是破的,小宇年迈的外公孤独地坐在没有照明的小屋里,向来访者聊起小宇的童年。
小宇自幼家庭贫困,父亲是个木匠,性格暴躁,对子女的管教常常以打骂为主;小宇的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文化程度也不高。小宇初中辍学后,一次跟父亲吵了架,被父亲一巴掌打倒在地,一气之下,他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三年。
赵颍带着一段录像返回了北京。熟悉的审讯室,录像里是好久不见的外公,噙着朴实的家乡话说着:“他们是好人,你相信他们,争取早一天回家。”小宇终于放下他伪装已久的倔强,埋头痛哭。
“我认罪,是我错了。”
“以后我挣钱来赔偿那个我伤害的人。”
……
在一番恳谈后,在未检部门领导的支持下,赵颍决定给小宇吃一次“后悔药”——西城区检察院检委会同意她就该案做附条件不起诉。所谓“条件”就是对小宇进行考察期六个月的社会帮教,如果期间表现良好没有违规,小宇就能将迈进监狱大门的那半只脚撤回来。
“把案子一诉了之其实是最容易的。我写个起诉书,出个庭就可以了。”赵颍当时刚从公诉一处调到未检部门,公诉一处都是办理强奸、故意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手重”,动辄都是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换到未检后,前辈告诉她,未检不一样,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是孩子,要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
小宇被安置在明苑集团旗下的一家餐厅实习,还被安排接受心理疏导,到社区做义工。曾经敏感自卑的少年,开始慢慢结交到同龄伙伴,认识人生。
考察帮教进行到第三个月,一天夜里,赵颍突然接到小宇的电话,电话里他情绪十分激动。原来老家传来消息,小宇的母亲改嫁了,一时间小宇感到很愤怒,也很孤独。第二天,赵颍就邀请董磊明教授对小宇进行了心理疏导,定期通过沙盘测试游戏对小宇的心理情况进行把握,教导他学会换位思考。通过近一个月的疏导,冷静下来的小宇慢慢开始理解母亲的选择。中秋节前夕,小宇主动将攒下的1000元寄给了母亲。
在小宇的考察期间,赵颍曾经去过明苑,一上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认真整理餐具。因为小宇的“身份”是保密的,她没有迎上去。直到下楼准备离开,突然从赵颍身后传来了一声亲切的“欢迎下次光临,请慢走”。她一回头,正对上小宇开怀地笑着。
结束考察期后的小宇,放弃了留在明苑工作的机会,选择去苏州和母亲一起生活,他告诉赵颍,自己喜欢美发行业,“想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努力一把”。
两年后,2015年4月,赵颍和董磊明一起到苏州回访小宇,得知他刚刚在工作的美发店升职。这一次,她又带回一段视频:白衣黑裤的青年,在公交站送他们上车,注视远去的公交车久久挥手后,转身离去。
赵颍给这段视频起名叫“最后的告别”。
“但那其实不是最后的告别,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赵颍说,“这孩子最近和人合伙开了一个美发店,算是一个小老板了,进步挺快。”
要一个走上歧途的孩子回归正途有多难
有一回在法庭上,听到法官宣判后,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妈妈开始大吵大闹:“你没错,都是那些小姑娘勾引你!妈妈在外面等着你出来!”这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赵颍也吃惊不已:通常这个时候,家长不是应该哭着让孩子好好改造吗?
这是一个少有的,让赵颍提起来就难过的案子。
年仅17岁的被告人,家庭富裕,在校园网上利用他人的姓名、照片注册并更新。网络的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唯有网络背后的人是假冒的。靠着帅气的照片,他连续诱惑了十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跟其网恋,然后与这些女孩现实中见面的时候,以“我有十几个兄弟守在外面,不从就轮奸你”等话威胁女孩们与他发生关系,还拍下裸照用于事后威胁。
这个案子,赵颍起诉的量刑建议达到了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这个量刑在我经手的案子里是比较重的了,我看过不少关于未成年人司法的文章里有一种倾向,就觉得只要是孩子犯的错都可以原谅,他们是心智不成熟,受环境影响,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办案子多了以后,我发现这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刑罚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警示和教育。”
“我们没有金手指。”赵颍动作略显俏皮地扭着双手的食指和中指,语气却透着几许无奈。
原生家庭是这两年讨论火热的词儿,赵颍觉得,不论追究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还是帮助孩子回归正途,家庭都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环节。
赵颍办过的一起案子中,16岁的高一女孩晓丽,羡慕别人使用的美图秀秀手机拍照特别好看,家里条件不好,爸爸不给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社会上的朋友,以“大哥”的身份说“我帮你啊!两三天就能赚一部手机钱!”
“大哥”让人开车从河北带她到北京的一家宾馆,以招嫖为名,设下“仙人跳”的圈套,等待嫖客入局。他们通常只在北京待上两三天,干个十几票就走,每一次嫖资900元,再以未成年人身份敲诈勒索数千至上万元 ,一般嫖客会顾忌身份不愿意声张而选择给钱私了。但这一次他们碰上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嫖客,报警了,然后晓丽被警方抓个正着。
“因为我家没人对我好,他对我特别好。”
“我知道我这是卖淫的行为。”
“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是想赚钱。”
“我不知道司机(该案犯罪嫌疑人)知不知道我到北京去做什么,他也什么都没问我。”
……
面对提审,晓丽说。
“这个女孩的父母从小离异,至今不知去向,与外婆一同生活。生活中没有关爱,又有一点小虚荣。没有人告诉她卖淫是可耻的、违法的,就这么走上了歧途。”赵颍感叹。
要一个走上歧途的孩子回归正途有多难?赵颍和她的前辈们、同事们已经探索了30年。
早在1989年,西城区检察院就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起诉办案组,开启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业化办理的道路。30年来,这个办案组的归属管理有变化,不变的是职能和“用爱指引前进的方向”的工作理念。在他们看来,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有一个盗窃案,团伙中有两个未成年人,一个经过司法帮教改造得特别好,让赵颍很欣慰;另一个的改造结果却让赵颍很失望。成功的那一个,他的姐姐很通情达理,能够在帮教过程中与检察官、心理咨询师开展良性互动,给了弟弟特别多的支持帮助。“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家庭的配合程度,对于帮教成功的重要作用。”赵颍说。
“我从来不妄自菲薄,但是我也不能够无限夸大我自己的作用,我们只是帮助一个孩子回归正途中的一环,更多的还需要他本人的向善之心和社会的支持,包括家庭对于我们工作的认可,这个过程缺一不可。”赵颍的口头禅是:这是我们合力的结果。
无限趋近的向善
“我昨晚还想到一个孩子,我心里特别难过。”赵颍对《方圆》记者说。与讲述小宇故事时的一点得意、一缕温情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加充满未知。
那个惹得赵颍难过的孩子,是17岁的叛逆少年阿杰。
曾经,阿杰可能上午十点从噩梦中醒来,会看到赵颍一个接着一个的短信,询问他什么时候能到。他一边回忆着梦里酗酒的爸爸举起拳头,懦弱的妈妈在一旁哭泣……画面渐渐与童年记忆重合;一边纠结着要不要去接受心理辅导。
那几年,阿杰迷上了玩摩托车,渐渐认识了不少有相同爱好的社会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而阿杰本人对于改装摩托车颇有天赋,他们一起把偷来的摩托改装后自己玩,玩够了再卖掉。盗窃不仅换来了钱,还换来一份附条件不起诉书——接受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六个月。
西城区检察院的办公面积不算宽裕,前几年却腾出大半个一层楼,设立了一个涉未综合办案区——“新起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区”。“新起点”寓意着:涉案未成年人虽然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检察机关的帮教,又站在了人生的新起点。
阿杰坐在心理咨询室的一角,温暖的紫色沙发卡座,对面是董磊明教授。看起来挺魁梧的董教授,带着心理学者特有的温和。阿杰从一言不发到慢慢肢体缓和,当他被董教授要求列出这17年来的优缺点时,开始埋头痛哭。
此后六个月,阿杰有时候接受心理辅导,更多的时候由赵颍带着去一家收养残疾儿童的福利院去做义工。阿杰很喜欢这家福利院,有时候静静地扫着院子里的落叶,有时候陪孩子们玩耍笑闹。也许觉得同病相怜,阿杰觉得福利院的孩子们“生生地被父母抛弃了,很可怜”。
一切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还是来了。
这是一场7年习惯和6个月帮教的对抗。
7年来生活的不顺,让阿杰的妈妈觉得十分亏欠他,对其溺爱有加。阿杰吵着不想住学校宿舍,当保洁员的妈妈就从微薄收入里拿出钱给他单租房子。如此,养成了阿杰的好吃懒做的习惯,涉案后书也念不下去了。帮教期间,赵颍发动周围人给他找了个快递员的工作,阿杰干了两三天就不干了,“太累!”
赵颍还时常能感受到阿杰周围有社会上的不良朋友在影响他,但每每问起,阿杰就闭口不言。
董教授跟赵颍说,这次帮教实在是太困难了,“好像咱们把阿杰往正面拉一点,他所处的坏环境就把他往负面拉一点。”
“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孩子的变化是一个曲线,刚开始是个低谷,然后慢慢地他已经开始走向我了,升波峰了,但又有东西把他向下拉了,再谷底,反反复复。”
这种来回撕扯,让赵颍时常觉得精疲力尽。低落时,她在自己朋友圈鼓励自己:“大城市里的好孩子,可能不过是蓬生麻中;这里的‘坏’孩子,可能真的是白沙在涅。能挽救一个,就尽力去做。”
那些日子,阿杰的爸爸从未露面,电话里只有一句“我管不了”。阿杰的妈妈永远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哭泣,除了吵得人头疼,一句讲道理的话也听不进去。
阿杰在6个月后,因为表现符合提前设置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要求,而被决定不起诉。
从法律上看,这是一个标准、规范的处置涉罪未成年人的案子,法律程序齐备,心理矫正、社会帮教完整。然而,完美主义的赵颍却把这个案子定义为“失败”。
赵颍与阿杰很快就失去了联络。一年要办理三四十起涉罪未成年人案件,通常手里同时有2到4个孩子在同时帮教,每周都要抽出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帮教孩子的沟通、家访、陪同做义工。赵颍很忙碌,但解除帮教后的孩子们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换一个手机号,就与赵颍再也不见。
“中国人嘛,都喜欢听花好月圆的故事,小宇就是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考上大学的,创业成功的,等等。但其实我想跟你讲的,还有这些帮教‘失败’的案子。”总是语速很快的赵颍,难得地缓缓说道,“能够无微不至照顾每一个涉罪未成年人,让每个人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那是我们良好的愿望,那是无限趋近的向善。”
“像阿杰,我们这么努力,才把他从黑色拉到灰色,离开了我们,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家庭和社会都有太多的负面力量拉扯着他了。”赵颍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司法认真算起来只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史,在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这方面还不太完善。我们太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了,譬如街道社区、民政部门、心理疏导专家、公私营企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涉罪孩子回到社会以后,有持续的正面力量帮助他一直向好的方向走。”
“我们需要更加专业、更加精准”
“我怎么觉得你跟现在未成年人司法者常在媒体上塑造的‘姐姐’‘妈妈’形象不太一样?你好像特别理智。”《方圆》记者这样问。
“你的感觉是对的。”赵颍这样答。
“我希望传达给你的就是,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个成功案例,而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多不足,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制度上的改进。”赵颍说。
赵颍觉得,“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并不认为你是个‘姐姐’,他就会完全信任你。他会想,你能切切实实给我提供什么东西,你能告诉我违反了哪个法律条文吗?你能给我提供工作吗?你能改变我的现状吗?对这样的孩子你要足够专业。”
像小宇的案子,行内公认的典型案例,赵颍仍然觉得遗憾。“小宇喜欢美发行业,如果当初能找到美发店实习,也许比让他去餐厅工作的帮教效果更好,但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帮教合作单位。”
还有一些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是涉案的、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就得提供个性化的帮助方案。
赵颍帮助过一个女孩,是一起强奸案的被害人。因为她的民族信仰特别强调女性贞洁,对非本民族的男性是特别排斥的,所以案件发生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怎么帮助她?普通的心理咨询师连接近这个女孩都做不到。赵颍只得尽力去找,她在微信群里到处去问,北京有没有这个民族的女性心理咨询师?最后,还真让她找到这么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师帮助女孩完成了心理疏导。
赵颍自己也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但她从来都想为帮教孩子找到更专业、更适合的人来做心理疏导。“我不觉得考个证就能比专业人士更厉害,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我们未检的工作光靠温情是不够的,你得更加精准化地给孩子提供他需要的东西。”赵颍一直强调,她从事未检工作的时间越长,她的爱越收缩,越重视细节。
阅读赵颍的帮教方案,你往往能感受到理智而专业的光芒更加闪耀,盖过了煽情。她:
会安排旁听庭审,庭审内容基本上就是同种罪名,让他们感受法律的威严;
会安排观看法治电影、阅读法律书籍,让他们写读书笔记,增加法律知识;
会安排做义工,让他们从帮助盲人、打工人员子女、福利院残疾儿童、孤寡老人这些方面,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重获被认同感、被肯定感;
会安排他们定期交谈,了解思想及生活近况,把握他们回归社会的轨迹;
会安排他们心理疏导,解开心结,调整认知错误;
会安排亲职教育,对家庭环境进行提升,必要时对亲子关系进行破冰。
……
事实上,这样的帮教方案不只赵颍有,西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办案组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是西城区检察院所有未检人30年来不断探索的结晶。
“我们最近有一个孩子准备做附条件不起诉,他涉嫌的是电信诈骗,这种犯罪的核心就是不劳而获、挣快钱嘛!然后我们就专门给他选了最高检《守护明天》第三季中的一个案例,专门就是讲这个挣快钱的事儿。”赵颍举例说,不是一个电影就对所有孩子都适用,一般会选择跟他的犯罪行为相关的那些法治影视剧。
很多孩子的学习水平都一般,让他们阅读书籍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为了不让这事儿“走过场”,赵颍也总是很用心挑选合适的书籍。譬如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皮皮鲁和66宗罪》,寓教于童话故事,就在赵颍的选择名单上。
或许,所有浓烈的情感,都这样藏在专业而精准的细节之中。
坚持,以个案推动类案
“我刚毕业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在,经历了几次挫败,就越来越觉得自己人微言轻,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坚持去做,但我更需要来自上级检察机关、院同事和社会相关部门、机构和人士的帮助。”赵颍说。回望来时,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路上。
两年前的承诺,到底该怎么兑现?赵颍话说得坚定,心里却也七上八下的。
赵颍先是多方寻找,谁违反规定给这家国企透露了小李本该封存的犯罪记录?如果能撤销就好了!但这条路说啥也走不通,国企方面拒绝透露如何查询到小李的封存档案,网络水过无痕,很难从此入手。
一个多月沟通无果。赵颍不是个死撑的人,她借用一句古语说自己“君子善假于物”。在请示主管副检察长赵文胜的意见之后,她把案件上报到北京市检察院,市院资深未检检察官田东平支招:先发检察建议试试!并且,这个检察建议不能只发给国企,还要发给其所在的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
“我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反思,我为什么会碰壁?是因为社会对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有很多不了解。这个国企的相关负责人不了解什么叫前科封制度,也不了解什么叫附条件不起诉。他们觉得,这孩子就是受到了法律处罚,所以这孩子就不能用。那么,我就找对口的政府部门来沟通这件事。”
赵颍觉得,“未检案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案件办理。案结不等于事了,案结了往往才是个开始,继续推动解决案件背后社会问题,是未检人的责任和使命。”
在北京市检察院、西城区检察院两级院领导的支持下,2020年3月11日,赵颍一鼓作气向该国企和西城区人社局发出了两份检察建议书。
接下来,她计算着日子,跟企业和人社局都保持着联系。这种计算一度走入绝望,“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办理这种涉及民事的案件比办理刑事案件难多了,强制力不如刑事案子,需要自己去找路子”。
赵颍已经在心里默默打算,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只能尝试支持小李提起就业歧视的民事诉讼。那更是一条鲜有人走过的路,而且漫长的诉讼很可能耽误小李的入职。
赵颍觉得,“我们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正是这样才能激发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但凡有一点退缩都走不到最后,就算不退缩其实心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什么结果。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办案的难度。看起来就是两份检察建议,但背后的沟通、思量太多。”
也许生活从来不辜负每一个努力和坚持的人,也许社会也不忍把回归正途的孩子再次推向歧途。
“人力社保部门很负责任!他们找企业约谈了。”人社局对于这份检察建议的重视,令赵颍很欣慰,双方甚至就涉罪未成年人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制度上的讨论。“我们都希望通过个案的解决,来推动类案的解决。”
“企业回函了,说他们同意录取!”多方沟通理解之后,该企业不仅同意录取,还认真接受了检察建议的内容,加强内部法治宣传,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4月3日,知道赵颍在办这个案子的相关人士几乎都接到她的一条条微信。透过手机,那种兴奋劲儿传染着每一个看到的人。“我理解,企业、人社局和我们检察机关最后达成一致,就是一种未成年人保护的大格局。”
《方圆》记者打电话给老李,他在电话里也只剩下“没想到”和“感谢”。
“特别开心,觉得工作有意义,坚持有意义。”兑现了两年前的承诺,赵颍如是总结。(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皆为化名)
赵颍,80后,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2015年、2019年荣立国家公务员三等功。她在检察院里“小儿科”工作,可她常常说,她的工作是“以小见大”,因为孩子就是社会的未来、祖国的明天。她总是能够透过案件,发现案件背后那一个个需要帮助的失足少年,让这些孩子能够体会到司法的温度;她奔赴千里之外开展社会调查,深挖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成因,为每一个涉罪少年量身打造最有效的帮教方案。
什么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二条第三款:“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有关犯罪记录的查询申请。上述机关在向社会提供犯罪信息查询服务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关于升学、入伍、就业等资格、条件的规定进行。”
《意见》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后,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
《意见》第二条第五款明确:违反规定处理犯罪人员信息的责任,具体规定为“负责提供犯罪人员信息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准确地向犯罪人员信息登记机关提供有关信息。不按规定提供信息,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伪造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恢复性司法助力涉案未成年人重回正途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近些年来一直安静地做着一件事——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他们帮教的近百名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走上了人生新的起点。
一、落实特别程序,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作机制。与其他政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高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协作配合,推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配套体系建设。
(一)创新无差别化帮教模式:通过研究和分析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发现外地户籍人员所占比例较高,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不具备家庭监管条件,如何对他们平等地适用保护原则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2012年7月,该院联合团区委、明苑集团成立全市首家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中心——“新起点实践中心”,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综治部门、共青团组织配合,公益组织、高校或驻区企业参与的考察帮教模式。
(二)积极推进专业化矫正:将社工和社会学专家教授引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各个诉讼环节。从批捕案件受理到审查起诉、社区矫正监督、结案后回访,全程提供专业性意见建议,协助检察人员开展教育矫治。目前,帮教对象有人考上大学,有人出国留学,也有人与考察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三)探索跨区域异地帮教模式:对于不适宜安排在新起点实践中心考察帮教,或者在其家属身边更有利于成长的涉罪未成年人,积极探索并试点跨区域协助考察帮教模式。与其他省市院在异地协作社会调査、考察帮教、青少年犯罪预防等方面开展联动。
(四)开展全覆盖式社会调査:先后委托仁助社工事务所、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在北京市率先对本地户籍、外地户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了 “无差别”、“全覆盖”的社会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监管条件等进行详细调査,作为是否逮捕、是否起诉的重要参考。
(五)联合开展在押表现考察: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在北京市率先制定“在押表现考察制度”,与侦查人员、区看守所管教人员和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检察官共同对在押未成年人定期谈话、帮助教育并对其认罪悔罪表现等进行评估。
(六)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涉罪未成年人开展法律援助。积极听取律师意见,依法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七)加强未检综合办案区建设:设计建设了能够满足询问讯问、矫治训诫、心理疏导、法治教育等需要的新起点未检综合办案区,逐步实现讯问(询问)未成年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推动案件办理、不捕不诉训诫、帮教等工作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
二、注重双向保护,促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坚持“恢复性司法”,注重恢复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社会关系,积极帮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努力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积极开展家庭亲职教育:注重未成年人家庭关系的修复,开展“新起点·温暖家”亲职教育,借助家庭功能矫正涉罪未成年人的行为偏差。通过开展访谈实录,安排亲情会见,集中“一对一”辅导、家长课堂等途径,打破外来务工家庭、特殊家庭等存在的亲子关系隔阂,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性,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铺好路。
(二)推动涉罪未成年人复学就业:统计分析案件中涉罪未成年人复学就业难的实际问题,撰写调研报告,提交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教委、全国人大常委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题调研组等相关部门。联合区教委、区未保委等单位多次召开座谈会,沟通协商涉罪未成年人的复学问题。加强与专业机构联合开展职业测评,为未成年人就业提供方向。
(三)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对拟作出不起诉的案件,认真听取被害方意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适度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健康成长。协调法律援助律师,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民事合法权益。积极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启动院内联动机制,发放司法救助金,帮助其家庭脱离困境。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起点未检综合办案区在心理专家的建议下,设置了用于心理治疗的沙盘游戏。
3月19日,赵颍接受《方圆》记者采访。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起点未检综合办案区一角,来此接受过帮教或者参观的孩子们的留言。
选择合适且帮教对象会真正阅读的普法图书,是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方案中的重要一环。
